“鞋合不合脚，只有自己才知道。”在关于婚姻的俗语中，这大概是最贴切的说法之一。不过，到底有多少双鞋是合脚的，又有多少双鞋是不合脚的，却不只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，它亦是社会之事。
一则关于离婚率递增的消息受到关注。据媒体报道，6月17日，民政部发布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。公报显示，201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.0万对，比上年增长12.8%，这是自2004年以来，我国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。据了解，2004年，我国的粗离婚率仅为1.28‰，2010年突破2‰，到2013年，已经高达2.6‰。
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会是一个问题吗？至少在陈广江看来是的，他在《青年时报》上写道，高离婚率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比如，家庭不稳定肯定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，孩子的教育问题更会极大消耗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，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变革。说到底，离婚率不仅是道德问题，更是社会问题，道德视角下夸大其词的解读应警惕。解决高离婚率问题应在社会大视角下寻求对策，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国人的价值观、婚姻观回归家庭、回归亲情。
王传涛同样在提醒关于婚姻的责任与契约精神。他在《华商报》上表示，即便离婚有那么多的客观原因，即便离婚也可能是充满着正能量，但是，在婚姻的世界里，有一些东西永远比寻求新鲜的刺激更加重要。持久的婚姻，是对契约的履行，是对责任的践行。既然选择了婚姻，那就要选择付出。“婚姻是最好的修行”，必要的时候，适当的妥协、让步与隐忍，可能会换来更大的自由空间。除此之外，在漫长而枯燥的婚姻生活中，还应当要注意对婚姻进行保养保鲜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维持我们对家庭生活的乐趣，才能维持家庭的稳定。
但是对更多的评论者们来说，高达2.6‰的粗离婚率，似乎仍是可以接受的事实。然玉同样在《华商报》上指出，连续十年递增之后，中国社会的离婚率其实仍处于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。但是鉴于在舆论层面，针对“2.6‰的离婚率”呈现出某种焦虑、悲观的论调，然玉试图促请公众将“离婚”当成是道德中立的寻常事件来看待。作者表示，在保守、传统型社会中，成家立业被视作个体成功的标志。故而，“离婚”注定是羞耻、灰暗的行为；然而，在现代社会的语系里，离婚则有了一些积极方面的意涵，比如个体自由、女权崛起等等。作者分析认为，一方面，职业女性人口不断壮大，其直接后果是，“家庭结构”的保障性弱化。而另一方面，随着生活理念的开放与多元化，婚姻的神圣感被极大弱化。也必须看到，“离婚”或许还有另一面——— 失败的婚姻，各有各的失败。
比然玉的“道德中立视角”更进一步，文峰在《长沙晚报》上呼吁“以开放思维看待离婚率”。他这样说道：一年离婚350万对，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，这样的数据着实让人感慨，想必这又能给“不相信爱情了”的群体输送噱头。相较于先辈们“好离不如赖凑合”的婚姻观，现代夫妻的婚姻观越来越趋于好聚好散，这其实透露着一种社会观念的进步。毕竟，爱情就像手里的沙子，你越是想抓紧越是漏得多，如果感情破裂到难以维系的地步，离婚其实是对两段人生的放生。婚姻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必然，如果它一旦圈囿于道德束缚，绑上传统烤架，那么没人可以承受其重压。
离婚率毕竟是一个现实的数据，需要得到审视。正像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瑟先科所说的那样，“在决定离婚之前，有一段漫长的、痛苦的、艰难的思索理由的过程，即从个人的需要、利益、见解、价值观的角度全面为自己的决定提出根据的过程。”那么对于许多离婚的国人而言，除了单纯的情感因素，其它的一些因素又是什么？
在这方面，“技术性离婚”像一道神来之笔，让人深信一切并不仅限于情感本身。这是贺成要在《广州日报》上提醒舆论关注的：何谓“技术性离婚”，就是在婚姻、感情并没破裂的情况下，为达到某种目的，比如分福利房，比如逃避限购政策，甚至是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等离婚，等风头过后复婚。诸如这种“技术性离婚”不在少数。据媒体报道，2012年10月1日至17日，贵阳云岩区向辖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房确权挂号的宣传。一周后，云岩区民政局婚姻挂号处被前来离婚的乡民挤得风雨不透，该辖区呈现了很多居民排队离 婚 现象。甚至，在所谓的“技术性离婚”大军中，除了仅成婚3个月的配偶也来办离婚，以及一些乡民两代多户举家办离婚，居然还出现一名90岁高龄的白叟被儿女用轮椅推着前来办佛山离婚协议。
同样在《潇湘晨报》上，杨燕明也提到了“假离婚”现象。不少人的离婚，并不是家庭观念的沦丧，比如，在限购的政策下，一些人为了更好地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，为了省一大笔钱，便选择了“假离婚”购房；一些人为了孩子能更好地“就近入学”，进入有影响力的名校，也选择了“假离婚”……这些“离婚”，肯定也在数据统计里面，但这些“离婚”，与家庭观念沦丧是没有丝毫关联的。这部分人的比例，或许不是很大，但不容忽视。此外，把这部分“离婚”的人去除掉，“离婚率十年递增”的调查结果，也是有可能改变的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？
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，何勇海承认的确存在一些为规避政策或获取某些利益而被迫出现的“功利性离婚”、“技术性离婚”，进而指出，说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是进步，显然过于武断和有失偏颇。这篇文章认为，婚姻价值观的多元化无可厚非，但理想化的现代婚姻，其终极目的，还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履行家庭的义务与责任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在作者看来，科学、健康的现代婚姻观培养体系有待建立，比如，倡导年轻人慎重对待婚姻；建立一系列的婚姻家庭社会救疗机制，让城乡社区基层组织、婚姻登记机关多做一些“劝和”工作，尽可能挽救赌气离婚、盲目离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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